1934年，吴作人与巴斯天在其画室。
欧洲求学
得知吴作人被逐之事后，徐悲鸿非常气愤。此后，他提出的建议却让吴作人大吃一惊：到法国留学。当时，吴作人家贫如洗，从不敢妄想去国外留学。徐悲鸿自掏腰包110块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万元人民币）为吴作人买了船票，吴作人的母亲和兄长也东挪西借，终于为他凑足了出国的费用。
1930年9月，吴作人考上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著名画家西蒙教授的工作室。然而，由于巴黎学费、生活费高昂，在得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有一个中比庚款奖学金的名额之后，吴作人于当年10月离法赴比。
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实行院长轮换制，当时的院长名叫巴斯天。在看了吴作人拿来的作品后，巴斯天同意录取他。第二天，巴斯天还特意将吴作人的作品带到教室，他甚至当众预言，有朝一日，吴作人将成为班上其他同学学习的榜样。当时，巴斯天破例让吴作人这个新生自己决定是上油画的高级班还是低级班，而后者自信地选择了直接进入高级班。吴作人学得非常出色，还得到全校的金奖、桂冠生荣誉，成为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中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留学生。得奖之后，吴作人有了个人画室，这也意味着他的全部作画费用都由公费供给。这样一来，吴作人终于可以专心画画了。
1929年，吴作人（左四）与田汉（左三）、徐悲鸿（右二）等部分南国社成员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内合影。
在个人画室，吴作人先后创作了三幅表现劳动题材、社会生活的油画作品：《纤夫》《小组会》《打铁趁铁热》。1930年代的西方正值各种现代艺术流派风行，而吴作人却认定现实主义为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手段，这与其说是个人的艺术天性，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与许多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一样，吴作人出国留学的目的是要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吴作人留比期间，又得知中国东三省遭日本侵略，这更增加了吴作人的民族感情。出于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吴作人自觉地选择了一条“入世”的、时代的艺术道路，视现实人生之表现、民族灵魂之寄托高于个性表现，将他早期从田汉、徐悲鸿那里接受的艺术思想浓缩成自己鲜明的艺术观点：“艺术既为心灵的反映，思想的表现，无文字的语言，故而艺术是‘入世’的，是‘时代’的，是能理解的。大众能理解的，方为不朽之作。所以要到社会中去认识社会，在自然中找自然”；“亲尝水之深，火之热，醉山海明晦之幻，慑风雷之震，悚呼号之惨，享歌舞之欢狂。创作过程如此，作品焉能有不真诚者？说尽人之所知，人尽知之。不离现实生活，写人之至情，是入世之作，谁能不理解？”巴斯天是一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他的这一艺术观念也同样影响了吴作人。1934年，庚款助学金停发，吴作人不得不靠卖画、做临时工来维持生活。这时候，有一个画商乘机提出与他签订合同，条件是画商品画。正当吴作人举棋不定之时，巴斯天劝阻了他，对他说，一旦被画商拖住，便会被他们引导走向各种时髦的瞬息即逝的画风，很容易失去自己真正的艺术个性和才能，最后堕落为画商的牺牲品。吴作人在老师的帮助下，解决了生活困难，更坚定了走自己的艺术道路的决心。
1946年，吴作人（右二）与徐悲鸿、齐白石、李桦在齐白石的铁栅画室门前合影。
一生的现实主义追求
经过五年的留学，吴作人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西方的艺术语言，也成为把西方完整的美术学院制度带回中国的第一人。1935年7月，学成的吴作人应徐悲鸿之邀，踏上了归程，担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重庆。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吴作人拿起画笔支援抗战，组织了战地写生团。这一举动震动了当时整个艺坛，带动了更多画家用现实主义手法抒发支持抗战的思想。
1939年底，吴作人遭遇了妻儿相继去世的苦难，痛苦折磨得他左眼视网膜发炎，被迫休养了半年。后来，吴作人的住所又遭日军轰炸，住所内所有画作、心血毁于一旦。国破家亡的感受使吴作人产生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写生的念头。在朋友的提议下，他决定西行。1943年，吴作人出发去了西北。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使吴作人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受到民族精神与审美意识的洗礼，也促使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吴作人不但成功完成了油画民族化的尝试，还开始以中国水墨画方式抒情达意，艺术创作观念更向中国审美体系回归。
吴作人坚信“大众能理解的，方为不朽之作”。建国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院长的吴作人，尽管各方面任务、应酬繁多，仍然抓紧一切时间从事创作，并且继续西北之行的精神，到全国各地写生。
为了与更多的同道研究艺术、切磋技艺，上世纪50年代初，吴作人将他水磨胡同的居所的客厅开辟为美院教师们教学之余作画、评艺的场所，又称“十张纸斋”。吴作人很注重课余研修，早在抗战时期，就曾在重庆曾家岩的家里举行过这种“晚画会”。1946年到北平后，他又在自己洋溢胡同的宿舍举办“晚画会”。
这种课余研修正是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具体实践。由于写实绘画所要求的技术性很强，艺术家必须非常重视基本功的日常训练，要经常对景、对人写生，为了把眼睛训练到明察秋毫，把手训练到随心所欲，通过不断积累手和眼的劳动，培养艺术家敏锐的感觉和用形象来反映感受的能力。
迎接解放
1946年，徐悲鸿接到了发自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调令，要其到北平接管“北平艺专”，重建“国立北平艺专”，担任校长。徐悲鸿到任后，需要自己的一套人马，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意弟子吴作人。他给吴作人写信说，教务长“非弟莫属”。老师的呼唤，加上又是为国家出力之事，吴作人毅然放弃了想当自由画家的愿望，义不容辞地追随徐悲鸿北上，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下称“艺专”）的教务长兼油画系主任。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告要求各大院校南迁。吴作人与徐悲鸿一起，支持艺专地下党领导的“反南迁”活动，并且态度坚决：决不南迁。当时，田汉由共产党派遣，从解放区秘密来到北平，见到了徐悲鸿。据吴作人回忆，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他在家里接到了徐悲鸿的电话，约他去吃晚饭。饭后，田汉离开徐悲鸿家，到吴作人家中稍坐，他告诉吴作人，悲鸿先生决意留下不走了，并指示吴作人“要好好照应悲鸿老师留在北平……团结进步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你们是有力量的”。
吴作人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北平，全力协助徐悲鸿抵制南迁。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家，吴作人的这一抉择正是由他所选择的艺术道路决定的。吴作人与徐悲鸿拥有一脉相承的艺术观念，始终坚定地走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用艺术反映人生，这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政策基本吻合，也因此获得了共产党对他们的高度重视。
终于，1949年1月31日，他们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任首任院长，吴作人任教务长，从此开始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新篇章。
吴宁
吴作人外孙女，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现任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长。为进一步梳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合作”吴作人及其周围”项目，对吴作人及其周围艺术家进行档案整理及系统研究，吴宁任该项目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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